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已被逼入“府库耗竭”“禁军微弱”的窘境，但经过第五琦、刘晏、杨炎等理财大师的努力，到唐德宗即位之初的建中元年（780），国库税收已达1305万贯斛。除正常岁入外，每年还有高达700万贯斛的盐利税收。
相比其父唐代宗在位初年，国库收入增长了数倍。
这些钱，足以让唐德宗的腰杆变硬——他毫无顾忌地开始了“削藩”战争。
他要大干一场。但历史却让这句话变成了被动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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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后，唐朝为求苟安，“瓜分河北地，付授叛将”，导致安史叛将借协助朝廷平叛之功，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。长期游离于中央的河朔四镇（成德、魏博、平卢、卢龙）节度使，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。
作为一位曾带兵讨伐过“安史之乱”的天子，唐德宗很早就意识到藩镇割据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。自即位起，他就致力于“削藩”，甚至不惜以战争的手段，从藩镇节度使手中夺回曾经属于大唐天子的无上统治权。
建中二年（781）正月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，其子李惟岳恳请朝廷准其袭父所职，继续管理藩镇。李宝臣早年曾受安禄山赏识，收为义子，作战十分勇猛。后来，他看安史之势已去，才与田承嗣、李怀仙等叛将投唐。
面对这种一向不服朝廷管教的藩镇，中唐的朝廷为保和平，一般都会派出使臣优加抚恤，并顺水推舟答应其子的请求。可唐德宗这次铁了心要死磕到底，李惟岳的奏报一递上来，他就当即批复，令李宝臣部将张孝忠暂代成德节度使，命李惟岳只身与朝廷使臣一起回长安听候任命。
李惟岳深知，只要入朝，这块祖传的地盘就不是他的了。所以，在使臣还未抵达前，李惟岳就授意麾下将领联名上奏，向唐德宗施加压力，逼迫朝廷同意让其子承父业。
对此，唐德宗充耳不闻，同时敕令朝廷严禁赐给李惟岳代表节度使身份的旌节。
唐德宗一反常态的操作，不但使成德军镇与朝廷愈发疏远，更让魏博军节度使田悦（田承嗣侄子）和平卢节度使李正己等人深感惶恐。
河朔四镇平日虽常有摩擦，但从根源上而论，他们都是弃暗投明的安史叛将，与李宝臣、李惟岳父子的出身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。朝廷当下如此“薄待”李惟岳，他们也非常担心，河朔四镇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为了保命，他们联络了同样想造反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，“潜谋勒兵拒命”，表达对朝廷的不满。
唐德宗看到魏博、平卢等镇的态度后不为所动，并公开表示，李惟岳等有心违抗朝廷禁令，即便今日无事，日后也必反！
既然大唐天子的姿态如此决绝，李惟岳、田悦、李正己、梁崇义也知再无商量余地，于是果断发起“四镇之乱”。天下再度深陷战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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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朔四镇反了仨，还搭上个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，南北战线同时开火，唐德宗自然不敢怠慢，抓紧调度手上兵力。
李惟岳等四镇宣布造反的次日，唐德宗就别分宋、亳、颍三州为宣武军，以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刺史刘洽为帅。紧接着，又令当时的东都留守路嗣恭出任河阳节度使，并令宣武、河阳隶属永平军，做好北线战场的军事防务，以拒李正己。
面对唐德宗的安排，李正己与梁崇义联手，出兵扼守徐州、涡口（今安徽怀远县淮河入口）一带，切断朝廷的江淮漕运，逼迫唐德宗收手。而远在河朔道的魏博军节度使田悦，则利用自家的地盘之便，先命兵马使孟佑率五千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，再亲率数万大军据守邯郸，以阻断朝廷大军北上之路。
“四镇”来势汹汹，但彼此之间实力悬殊。以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为例，当时他所占据的荆襄七州素以“地最褊，兵最少，法令最理，礼貌最恭”闻名。说白了，他手底下兵力薄弱，荆襄之地的兵民风俗也不如齐鲁、河北大地的藩镇凶悍。因此，“四镇”乱起之初，梁崇义部下就谏言其不如入朝请罪，免遭祸害。但梁崇义铁了心要造反——他曾经敬重的“老领导”来瑱就是得罪了皇帝和宦官，最后死于屈辱。所以，即便看不到成功的希望，他还是决定“益修武备”，反叛朝廷。
梁崇义的一意孤行，却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欣喜若狂。
李希烈素与梁崇义有仇。他为人残暴，也有独霸荆襄、割据一方的想法。早在“四镇”乱起前，他就多次向唐德宗建议剿灭梁崇义，但唐德宗没有答应他的请命。眼下，唐德宗便让李希烈奉诏讨伐梁崇义。
于是，李希烈对梁崇义发动总攻。经过淮西军多次冲杀，梁崇义走投无路，所占地盘也仅剩孤城襄阳。梁崇义万念俱灰，只能抱着老婆孩子投井自杀，先于河朔三镇下线。
梁崇义死后，早就垂涎荆襄之地的李希烈便鸠占鹊巢了。唐德宗只能另派工部尚书李承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接管襄阳，并驱逐李希烈。
李希烈替朝廷讨伐梁崇义本就存有私心，但打完仗后，朝廷非但不论功行赏，还派人将他赶走，这让其愤恨不已。鉴于自己在荆襄一带的地基尚不稳固，他只好撤兵蔡州，养精蓄锐去了。
“四镇”兵分南北，田悦、李惟岳等人根本无暇顾及梁崇义、李希烈与朝廷的龃龉。
与梁崇义的境况类似，李惟岳也有一个“内部敌人”，此人正是范阳节度使朱滔。本来河朔藩镇该同穿一条裤子的，但在唐代宗年间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谋反，诱使李宝臣谋取范阳，差点害死了朱滔。此事过后，朱滔就发誓与李宝臣一家势不两立。如今，李惟岳造反，朱滔当然也想报一箭之仇。
尽管李惟岳不得人心，但他手底下还有李宝臣生前安排的大将张孝忠。
张孝忠在军中以勇武闻名，曾长期担负防御范阳的重任。因此，朱滔十分忌惮他。李宝臣临死前，为了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接班，曾杀过一批成德宿将。朱滔便以此为突破口，对张孝忠发起“心理战”。在朱滔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的操作下，张孝忠阵前倒戈，答应了朱滔的请求，向朝廷奉表投降。此举在成德军中引起轩然大波。不久，成德军大将王武俊也倒戈弑主，在阵前缢杀李惟岳，传首京师。
此时，“四镇”仅剩田悦、李正己还有几分实力。但，李正己年事已高，联合梁崇义封锁江淮后不久，便一命呜呼了。他的儿子李纳借鉴李惟岳的经验，也给自己整了一出自立闹剧，结果却遭到部将田庭玠、邵真、谷从政、李洧、田昂、刘怦等人反对。李洧是李纳的伯父，向来忠于朝廷。李纳请旨自立，李洧便投降唐朝，并引来唐军对抗李纳。李纳不敌，四镇中就仅剩田悦一人了。
田悦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。为了尽快平息内乱，唐德宗一边急调京西藩镇的防秋兵入关，一边催促名将李晟率神策禁军赶赴前线，与马燧、李抱真等东路藩镇合兵一处，讨贼定国。在多路大军的围攻下，魏博军大势已去，田悦被打到差点寻了短见，最后只能率残部退居魏州（今河北大名）自保，以求他日东山再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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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短暂恢复了和平，唐德宗不免有些自傲，他认为自己是有能力中兴大唐的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。
“四镇”之乱停火后，原河朔四镇均衡的局面被打破。按照战前约定，原河朔藩镇内成德军统辖的恒（今河北正定）、定（今河北定州）、易（今河北易县）、赵（今河北赵县）、深（今河北深州）、冀（今河北冀州）、沧（今河北沧州）七州之地需要重新分配。
开战前，为了让朱滔等人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，唐德宗曾许诺称，援战藩镇凡在战斗中获取的成德军辖地，战后均可归收复的藩镇所有。可是战后，当参战的藩镇开始瓜分成德军地盘时，唐德宗却又以朝廷的名义，将成德军辖地收归国有，统一分配。
根据朝廷的统一部署，唐德宗将定、易、沧三州切割出来，分给了张孝忠，并任命他为新的义武军节度使。而捕杀李惟岳的原成德军大将王武俊则获得了恒、冀二州。另外，王武俊曾经的部下、成德军大将康日知因劝王武俊献城反正，也获得深、赵二州地盘。至于朱滔，唐德宗则把原先从李正己、李纳处夺回来的德州（今山东陵县）、棣州（今山东惠民）分给了他，其余全归唐朝中央所有。
要知道，朱滔所居的范阳与德、棣二州之间还隔着成德、魏博两大藩镇，唐德宗此举即便是真心嘉奖，也难免让人觉得有“画大饼”之嫌。更要命的是，朝廷钧令刚下达，王武俊就拒不奉诏。王武俊认为自己亲手宰了李惟岳，功劳应在张孝忠之上。朝廷不能因为张孝忠“首义”，就对其厚加优待，封晋其为节度使。
唐德宗并没有理会朱滔、王武俊等人的负面情绪。反而，以嘉奖有功人员的名义，命令王武俊调三千石军粮给朱滔，再让他从军中调出五百匹良马补充马燧大军。唐德宗的“居心叵测”，更使朱滔、王武俊相信朝廷志在削藩：如今灭了李惟岳，正好腾出手来对付他们。
王武俊、朱滔等人的摇摆，让田悦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田悦连夜派出密使前往朱滔阵前联络感情，并告知朱滔，要想保住自己的老巢，咱们藩镇内部必须团结起来。否则，“今日破魏，则取燕、赵如牵辕下马耳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使者带上贝州（今河北清河）的地图，称只要朱滔愿意重修旧好，这块地就无偿赠送给他。
在共同的利益面前，朱滔、王武俊与田悦重新站到了同一战线。建中三年（782）十一月，平叛的诸藩又成了叛乱的主力：朱滔自称冀王，田悦自称魏王，王武俊自称赵王，李纳自称齐王。
天下骚动，远在蔡州的李希烈也自立为天下都元帅、太尉、建兴王，出兵襄城（今河南襄城），进逼洛阳，与北方诸藩遥相呼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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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火再燃，唐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——江淮漕运又被截断，唐德宗能想到的续命办法，唯有改革经济，开源节流。然而，这位自诩强明的天子，又昏招频出。
为应付战争开支，唐德宗打破了“两税法”取消的各类杂税，加征商税，“以军兴，十一而税商”。但这种加征赋税的举措，仍难以应对剧增的军队支出。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“旧制，诸道军出境，则仰给度支。上优恤士卒，每出境，加给酒肉，本道粮仍给其家，一人兼三人之给，故将士利之。各出军才逾境而止，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，常赋不能供”。在唐德宗的削藩战争中，当兵可以一人养活全家，这已经成为“募兵制”下诸藩镇将士的共识。如此一来，只要遭逢战争，烧钱供养部队就成了没有退路的选择。
日常的税赋无法供养军队，于是，唐德宗又下令“初榷酒，天下悉令官酿，斛收直三千；米虽贱，不得减二千”。意思是，从今往后白酒国营，每斛白酒建议零售价3000文，即便米价有所回落，酒价一斛也不得少于2000文。
可这些还是不足以支撑起烧钱的削藩战争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“时两河用兵，月费百余万缗，府库不支数月”。国库赤字巨大，靠长期加征天下赋税，显然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。
唐德宗身边的两位大顾问——太常博士韦都宾和陈京向朝廷提议“借商”。他们认为，与其漫无边际地增加天下百姓的负担，还不如集中火力“敲诈”京师商人。韦、陈二人提议，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，找京师最富的一二十个商人借钱，标准是“大率每商留万贯，余并入官”，等朝廷收复了藩镇，再加倍奉还。
“借商”显然违背了中唐时期亟需提振经济的初衷，韦、陈二人的建议遭到了判度支杜佑的反对。
杜佑说，目前诸道用兵，国家每月军费开支过百万，官员俸禄、经济建设、皇室开支都需要钱，敲诈勒索一二十个富商，顶多能让国库充盈几个月，实在不是长久之策。
可唐德宗眼下只有固执的“中兴”之念，他决定孤注一掷，先拿长安的商人开刀，渡过眼前难关再说。于是，“诏京兆尹、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，刑法严峻。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，于坊市搜索，人不胜鞭笞，乃至自缢”。
这一轮拷掠京师商人固然严酷，但事后统计，不过筹钱二百万上下，远低于预期，而且民心尽失。
眼看河北与淮西的叛兵攻势更猛，陷入恐慌的唐德宗彻底失去了方寸。“借商”不奏效，他又令各州“盐每斗价皆增百钱”，同时加大力度拷掠京城百姓。在此情况下，唐朝首部房产税法——“间架法”出台了：
“凡屋两架为一间，至有贵贱，约价三等，上价间出钱二千，中价一千，下价五百。所由吏秉算执筹，入人之庐舍而计其数。衣冠士族，或贫无他财，独守故业，坐多屋出算者，动数十万。人不胜其苦。凡没一间者，杖六十，tp钱包告者赏钱五十贯，取于其家。”
也就是说，长安城内的房屋可分三六九等收取“间架税”，只要住了人的房屋，在长安城内原则上都得征税。那些坐拥多处房产的人，面对从天而降的税额，苦不堪言。为了防止长安百姓隐匿不报，自间架法出台之日起，唐德宗就命令户部派员挨家挨户勘算百姓的房屋面积，确定房产税额。如故意瞒报，每瞒报一间就杖责六十，举报者一经核实，即赏钱五十贯，由被举报者提供。
同时，朝廷还颁布法令要求百姓缴纳“交易税”，获利每缗征税五十钱。若敢偷税漏税，每隐瞒一百钱，杖打六十、罚钱两千。凡提供线索检举者，一经查实，即赏钱一万，由被举报者提供。
然而，这些创收措施根本不是解决中晚唐经济、政治危机的良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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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国库已经亏空，泾原兵又要奔赴战场去送死，于是矛盾爆发了。
建中四年（783）冬，来自西北的五千泾原兵奉命出征江淮。在正式上战场前，这支泾原兵先奔赴长安讨封。这原本是唐军新制度下的一种交易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泾原兵到了长安不仅没得到一分赏钱，还遭到莫名羞辱。
原来，得知泾原兵入京讨封，唐德宗令京兆尹王翃进行犒赏，但王翃素来看不起武人，便自作主张带着糙米、腌菜等一类廉价货到军营草草慰问。
泾原兵跋山涉水抵达长安，见军粮里连块肉都没有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混乱间，有人呼吁抢劫皇家内库，以争取更多权益。煽动性的语言，挑起了泾原兵的反叛情绪，愤怒的士兵调转矛头，奔向皇宫。
听闻泾原兵阵前倒戈，怒不可遏的唐德宗急召禁军迎击，结果却无一人前来。最终，在五千泾原兵的猛烈进攻下，长安失守，唐德宗成为了继唐玄宗、唐代宗之后第三位逃出都城的皇帝。
泾原兵打进皇宫时，唐德宗已出逃到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。叛军“群寇无帅”，除了搜刮宫中财富，他们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后路。造反造一半，下场很难看。他们既然已经擅据京师、驱逐天子，如不彻底造反，与作乱的“四镇”里应外合，日后必定祸延家人、死无全尸。因此，劫掠潮过后，这支泾原兵就在节度使姚令言的带领下，奉迎“冀王”朱滔的哥哥、时居长安的太尉朱泚为主，掌握长安宿卫。
朱泚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，泾原叛军找上门时，他面露喜色。可是，当年朱泚入朝只带了三千兵，如今加上造反的泾原五千将士，统共也不超过一万人。为防止唐德宗利用皇威遥控长安，朱泚当了泾原叛军首领后，第一时间下令封锁长安城，并宣布改朝换代，自称大秦皇帝，与龟缩奉天的唐德宗分庭抗礼，史称“朱泚之乱”。
长安沦陷，皇帝流亡，这对于还在河北和江淮前线平叛的唐军而言，无异于五雷轰顶。就在奉天君臣惶惶不可终日之时，南边的李希烈连下襄城、汴州，进驻中原。看到朱泚僭越成功，李希烈也依样画葫芦，自称楚帝，与朱泚遥相呼应。
至此，在这场因“削藩”而引发的叛乱中，有四人称王，两人称帝，即朱滔称冀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田悦称魏王，李纳称齐王，朱泚称秦帝，李希烈称楚帝，故史称“二帝四王之乱”。
为解奉天困局，唐德宗只能将尚在前线御敌的李晟、李怀光、马燧等召回身边，希冀凭神策军、朔方军、河东军的通力合作，扭转局势。
然而，正当人们以为天佑大唐时，回师救驾的部队又出了幺蛾子。
原因是回师救驾的李怀光看不惯唐德宗身边佞臣太多，要求皇帝近贤臣，远小人。史载，李怀光生性粗疏而且固执，一路上多次说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都是奸臣，并说：“天下之乱，皆此曹所为也！吾见上，当请诛之。”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都是唐德宗的心腹将相，听闻李怀光将战争的罪责推给他们，内心都很害怕。李怀光的朔方军在回师途中击败朱泚，要求进入奉天觐见天子。卢杞就给唐德宗进谗言，命令李怀光乘胜追击，直捣长安，不能让他到奉天来。
李怀光本为赴难之臣，替唐德宗解了围，却还得不到天子的认可。其内心的愤懑，自是无处可发。接到唐德宗命令的他，赌气而为，故意引兵至鲁店（在今陕西乾县东南），拖延行军步伐，以此来表达不满。
为了安抚李怀光，唐德宗只能把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三人贬官下放。但这样做，难免滋长李怀光的权势。朔方军虽然曾在郭子仪的带领下，有过“再造大唐”的辉煌战绩，但说到底，朔方与泾原并无不同，都是地方杂牌。在皇帝心里，唯有神策军才堪称“天子爪牙”，值得绝对信任。于是，心怀不爽的唐德宗决定利用李晟打压李怀光，以牵制朔方军，减少唐朝中央的军事威胁。
在尔虞我诈的朝堂斗争中，李怀光最终被逼反。而收复长安，也成了唐德宗的痴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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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河朔三镇造反开始，短短三四年间，天下藩镇有能力者皆反。无计可施的唐德宗，只能问政群臣。其实，他身边有奸臣，但也不乏好大臣。翰林学士陆贽便提出：“今盗遍天下，宜痛自咎悔，以感人心。”
唐德宗“痛自咎悔”要如何体现呢？下罪己诏。
要一位性格偏执的皇帝承认自己有错，放在平时，只怕陆贽的话刚说出口，就要被拉出去砍了。此刻，唐德宗早没了当初的傲气。在陆贽的劝说下，他也觉得若能通过一篇小作文扭转乾坤，丢点脸不算啥。
在陆贽代为起草的《罪己诏》中，唐德宗低头认错的态度被展露得淋漓尽致：
“小子惧德不嗣，罔敢怠荒，然以长于深宫之中，暗于经国之务，积习易溺，居安忘危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恤征戍之劳苦，致泽靡下究，情未上通，事既壅隔，人怀疑阻。犹昧省己，遂用兴戎，征师四方，转饷千里，赋车籍马，远近骚然，行赍居送，众庶劳止，或一日屡交锋刃，或连年不解甲胄。”
当然，皇帝认错，在陆贽看来不过是第一步。
要让“二帝四王”都罢兵，没点干货可不行。在这份《罪己诏》中，陆贽首先代唐德宗赦免了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以及李希烈的罪行，然后声称只要泾原军可以远离朱泚，则既往不咎。除此之外，自《罪己诏》发布之日起，除陌钱外，间架税等一系列苛捐杂税统统废除，与民休息。
一切果如陆贽所料，《罪己诏》一出，“二帝四王”立即内部分化。王武俊、李纳、田悦三将表示归附，只有朱滔因哥哥朱泚之故，还做着朱氏称帝的大梦。
兴元元年（784）六月，在浑瑊、李晟等将领的攻击下，朱泚兵败身死，长安终于重归大唐。七月， 在外流亡了近十个月的唐德宗总算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宫。
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，是关于“白衣奇士”李泌的。唐德宗曾不惜假借吐蕃之手，准备联合外部势力，清剿藩镇。殊不知，此举却令吐蕃有了侵蚀大唐的机会，在朱泚叛乱基本平定后，吐蕃开始向大唐索要安西、北庭两地，并出兵攻占了陇右、河西一带。值此危难之际，唐德宗想起了那个曾经帮助父祖匡扶大唐，却被放逐地方的人，于是赶紧派人请李泌出山。
此时，曾经的“大唐神童”李泌年过花甲。尽管双目已识字不清，但心中的谋略依旧运用纯熟。为了方便李泌主持工作，唐德宗命李泌“日值西省（中书省）以侯对”，相当于给了李泌事实上的宰相之权。但李泌一上任，就直接否决了唐德宗准备割让领土馈赠吐蕃的想法。
他指出，两地要塞一旦被吐蕃要了去，关中将无险可守，长安恐怕更加危险。况且，北庭、安西皆军事重镇，即便皇帝不念守土将士之功，将二地割让出去，被迫离开故土的众将士估计也接受不了，必然反叛。所以，割地是万万不能干的事情。
依李泌的看法，大唐在内有藩镇、外有吐蕃的情况下，应该着眼于一个更大的视野。就像当年在唐玄宗那儿看棋手们下棋一样，在李泌心中，大唐也好，吐蕃也罢，都不过是棋盘里的棋子，只要运用得当，翻盘并非没有可能。他提出的策略，是“北联回纥，西和大食，南结南诏、天竺，共制吐蕃”。
除了与大唐接壤，吐蕃北边紧邻回纥，西边挨着黑衣大食（阿拉伯帝国），南边还有小国南诏、天竺（今印度）等。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中，吐蕃或多或少都曾阻挡这些国家的发展空间。特别是北边的回纥，此时才历三、四代可汗，正是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。侵吞他国领土的活儿，回纥自然第一个愿意。而且，为了稳定大唐皇帝的心，回纥宰相顿莫贺在谋反篡夺前任牟羽可汗位置时，还特地遣使来请求唐朝允许他们称臣。因此，联合回纥绝无问题。
贞元三年（787），大唐咸安公主正式下嫁顿莫贺，同旨册封顿莫贺为“长寿天亲可汗”。为表达诚意，顿莫贺也启奏大唐皇帝，称：“昔为兄弟，今为子婿，半子也。若吐蕃为患，子当为父除之！”
在李泌的协调下，大唐又相继与南诏、天竺、黑衣大食等吐蕃邻国达成同盟协议，四国共分吐蕃。自此，吐蕃国力急转直下，为四处爆发的战火，疲于奔命，再也无法顾及东侵大唐。多年后，吐蕃在四方势力的合围下，越来越弱，彻底失去强国霸主的地位。
只是，这种局面，李泌无缘看到了。就在该战略提出两年后，贞元五年（789），曾四度出山、三救大唐于水火的“救时宰相”李泌在长安与世长辞，享年68岁。尽管他这一生出山入仕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每次一出场必能扭转时局。
那个为大唐布下棋子的白衣奇人走了，而那个誓要与藩镇抗争到底的大唐天子，经过“二帝四王之乱”，终究被吓怕了。
在人生的后半段，无论天下藩镇再如何作妖，唐德宗已不再搭理，默默承受。他的脑海中，无数次回忆起泾原兵变当天，那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场景：乱兵已经杀入进来，空荡荡的大殿内，他急呼护驾，神策禁军却不知踪影。危难时刻，只有窦文场、霍仙鸣这两个宦官带着手下一百多个小内侍，扈从帝侧逃出长安。
这次在宦官保护下的逃命经历，不断回闪在他的记忆中，并彻底改变了他的治军理念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禁军不救驾，错不在士兵，在将军。将军不听话，但宦官是听话的，何不让更听话的人来执掌救命的禁军？
晚年的唐德宗显然很满意自己对禁军体系的调整，但对于此后历史中宦官的反扑与滥权，他浑然不知。
一枚苦果，在等着他的子孙吞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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